1950年年初，成都三桥南街的“努力”餐楼里，三名解放军战士顶着凛冽的寒风来这儿用餐。
服务员快步迎上来，满脸笑容地询问几位客人想点些什么，同时介绍了店里的特色菜，比如国和什锦和白汁鱼之类的推荐菜品。
没想到他们只点了简单的两样菜，还特意询问老板娘是否在，表示想见见她。
伙计心里直犯嘀咕：这三个大块头，就点这么点菜，能吃饱吗？该不会是故意来找麻烦的吧？
他带着笑容快步走向柜台，向老板娘黄三说明了当前的情况。
黄三听到后，眼中掠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喜色。她走近三位客人，认真观察了一番，随后开口：“我是这家店的老板，不知道三位今天想品尝些什么？”
领头的军官瞥了眼黄三，郑重其事地再次强调：“我们只要一个菜和一个汤！”
话音未落，黄三老板娘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她感慨道，历经整整十载的漫长等待，这一刻终于到来了！
他马上露出笑容，邀请那三位客人到二楼的包间，并亲自带他们上楼。
店里的伙计更加不解了：就点一个菜和一碗汤，用得着去楼上的包间吗？
这件事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？为什么当老板娘听到“一菜一汤”这几个字时，会有那么大的反应？
让我详细解释一下。
【初遇爱人】
店员并不清楚，这份简单的“一菜一汤”其实是前任店主车耀先与地下工作者对接的秘密信号。
老板十年前被国民党特工逮捕后就再也没露过面，新来的伙计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。
黄三看到三位解放军坐下后，先走到包间门口四处看了看，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，才把门关上，然后走到他们跟前。
带头的军官率先发言：“如今已经解放，安全多了，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风险。”他随后补充道：“我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王维舟，这次来是想跟你谈谈车耀先同志的事情。”
黄三眼含热泪，声音颤抖地说道："整整十年过去了，你们总算出现了。我丈夫现在情况如何？"
王维舟神情沉重地说道：“车耀先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共产党人。十年前，他被国民党囚禁在集中营里，始终没有向敌人低头。四年前，他不幸遇害。”
黄三听完这话，整个人一下子瘫倒在地。四年前，有人转交给她丈夫留下的《四川军事史》和没写完的《自传》手稿，那时候她就隐约觉得事情不对劲。
车耀先1894年出生在四川大邑县的一个普通人家。那时候科举制度还在，他父亲一心想让他考取功名，就把他送进了私塾学习。
车耀先十岁时，家里突然出了变故。他父亲一直在外面做生意，结果突然没了消息。后来有同乡回来，说是因为生意做砸了，觉得没面子，所以不敢回家。至于具体发生了什么，谁也说不清楚。
家庭经济状况本就捉襟见肘，突如其来的变故更是让情况恶化，车耀先的学费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。尽管他求知若渴，最终也只能无奈中断学业。
年幼的他除了要帮忙做家务和农活，还在农闲时把甘蔗、花生等农产品带到城里，走街串巷地叫卖。虽然没挣到多少钱，但这段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。
车耀先14岁时，被家人送到崇庆县的“益盛荣”店铺做学徒。正是在这个地方，他结识了未来的妻子。
在对面的小店里，有个和黄先生同龄的女孩。那时候，很多女孩都没有正式的名字。由于她在家里排行老三，所以大家都叫她黄三姑娘。
黄三的家境和车耀先差不多，她爹早年出去做生意，后来就没了消息。家里就剩下她、她妈和一个小弟弟，靠着一个小杂货店过日子。两个姐姐早就嫁人了，不在身边。
她长得挺好看，皮肤白，五官也端正，在附近这一片算得上漂亮姑娘。更厉害的是，她手特别巧，做的纸钱特别受欢迎，卖得特别好。
年轻的车耀先对黄三一见倾心，每次都会站在马路对面默默注视着她。然而，性格内向的他始终没有勇气上前与这位心仪的姑娘交谈。
黄三早就留意到对面那个长相出众的年轻人，每当碰上他灼热的眼神，她便慌忙避开视线。
当晚，车耀先的师傅回家后想喝点酒，便让他去对面店铺买酒，这成了两个年轻人首次近距离交流的机会。
车耀先轻轻叩了叩门，低声喊道："黄三姑娘，麻烦开下门，我要买点酒。"
很快，黄三揉着刚睡醒的眼睛开了门，一瞧是车耀先站在门口，脸上顿时泛起红晕，笑眯眯地把他请进了屋。
车耀初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令他心动的女孩，在微弱的光线中，黄三的笑容格外灿烂。
在购买酒的过程中，车耀先和黄三都表现得有点不自在。当他们回到店里时，车耀先还时不时地回头看看正在关门的黄三。
师母在一旁注意到这一幕，笑着调侃道：“瞧你眼睛都直了，要不要我明天帮你去说媒？”
车耀先听到这番话，脸一下子涨得通红。他心里明白，自己家境贫寒，根本拿不出彩礼钱，谈婚论嫁对他来说遥不可及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将这份感情深深藏在心底。
【弃商从戎】
1911年，四川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“保路运动”，年仅17岁的车耀先投身其中，成为“保路同志会”的活跃分子。他积极参与各项活动，为维护铁路权益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在经历了这场爱国运动的深刻影响后，车耀先深感自己不应局限于小商铺的狭小天地。于是，他在次年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川军，开始了军旅生涯。
车耀先站在黄三姑娘的店门口，心里七上八下。他不知道自己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，犹豫了好一阵子，最后还是没跟她打招呼就走了。
在四川军阀之间的激烈冲突中，车耀先凭借其英勇表现多次建立显赫战功。
由于酷爱阅读，尽管只念过两年私塾，在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士兵中，他的学识显得格外突出。这种优势得到了领导的认可，没过几年，他就被提拔为连长。
在多年的军旅生涯里，车耀先始终惦记着黄三。最初两年，他从师娘那里得知，黄三已经和一个卖酒人家的儿子定了亲。这个消息让车耀先心如死灰，彻底失去了希望。
黄三刚升任连长不久，从崇庆来的老乡告诉他，那个卖酒的商人因为生意失败，没钱给彩礼了，结果黄三和他儿子的婚事又黄了。
车耀先在军界已站稳脚跟，自认有能力给黄三提供稳定的生活，不愿再次错过良机。他请师母前往黄家说媒，黄母见车耀先事业有成，欣然同意了这门婚事。
当部队移防至成都时，车耀先召集了两家亲属，为黄三举行了婚礼，这对恋人终于结为夫妻。
黄三自幼被迫缠足，这是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严苛要求。然而，她的丈夫车耀先却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对封建礼教的压迫深感厌恶。他坚决反对这种束缚女性的陋习，并鼓励黄三抛弃裹脚布，将其彻底丢弃。两人在婚姻中相互尊重，车耀先以实际行动支持妻子摆脱封建枷锁，展现了新时代思想对传统观念的冲击。
车耀先觉得在新社会里，女性不能是文盲。虽然黄三没上过学，但车耀先给她改名叫黄体先，还安排她参加识字班，学习了一年多。
车耀先毅然离家投身军旅，将家庭重担托付给妻子黄体先。这位贤内助尽心尽责地照料家中老幼，为丈夫解除了后顾之忧。车耀先得以全身心投入战场，在广阔天地中施展抱负。黄体先的默默付出，为丈夫的事业提供了坚实后盾。夫妻二人虽分隔两地，却以各自的方式共同维系着家庭，践行着责任与担当。这种相互支持、分工协作的家庭模式，展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家国情怀。
车耀先在战场上屡建奇功，官位步步高升，可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。看着国家贫穷落后，被外国欺负得抬不起头，再看看那些军阀，整天只顾着自己争权夺利，打得你死我活。他心里特别反感这种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仗，觉得特别没意思。
1925年，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，车耀先在这一时期首次接触到共产主义理念。这一新思想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他原本迷茫的内心。他逐渐意识到，共产主义或许正是解救民众于苦难的正确道路。这一认知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与期待。
车耀先逐渐向革命靠拢，他所服役的军队经过国民政府整编后，他被提拔为团级政治委员。
然而，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久。1927年，蒋介石发动了针对共产党的政变，四川军阀刘湘与其勾结，大肆搜捕并杀害当地的革命分子。
车耀先对军阀的统治深感失望，决定放弃官职。随后，他前往日本和朝鲜进行游历，进一步观察和思考。
这次海外之行让他深刻认识到，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。他意识到，中国必须奋发图强，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，否则就会步朝鲜的后尘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。这段经历让他看清了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，也坚定了振兴中华的决心。
长期目睹军阀统治的残暴与腐败，车耀先深刻反思后，决心与旧势力彻底划清界限。回国后的第二年，他坚定地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他毅然舍弃了显赫的官职和优厚的待遇，许下“愿以我血献后土，换得神州永太平”的誓言，投身于隐秘的革命斗争之中。
【“努力餐”和四川的革命活动】
鉴于车耀先与四川军阀刘湘同为大邑县人，且在川军中拥有广泛的人际关系，党组织决定任命他为川康特委军委委员，主要负责在川军中发展革命力量。
车耀先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在成都南桥三街开了一家名为“努力餐”的餐馆。这家餐馆不仅是他谋生的手段，更是他进行秘密活动的掩护场所。通过经营餐馆，车耀先能够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，与各方人士接触，传递信息，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。
这家餐厅的名字源于邹韬奋的一句经典话语："要想填饱肚子，就得使劲干！"邹韬奋作为一位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，他这句朴实无华的话道出了通过自身努力解决基本生活需求的道理。餐厅以此为名，既是对邹韬奋精神的传承，也体现了餐厅立足大众、服务百姓的宗旨。这句简单直白的话语，既是对食客的激励，也是对餐厅自身的鞭策，时刻提醒着要以实际行动为顾客提供优质的餐饮服务。
纵观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，决定王朝命运的关键因素始终是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否得到满足。粮食问题一直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核心要素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在为解决百姓温饱问题而努力。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，实质上就是在维护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。历史经验表明，当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、衣食无忧时，国家就会繁荣昌盛；反之，当粮食短缺、民生凋敝时，政权就难以维持。因此，确保粮食安全、解决民众温饱问题，始终是维系政权稳定、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。
努力餐不仅为高端客户提供精致的传统川菜，同时也贴心考虑到普通劳动者的需求。
"革命饭"以其亲民的价格和优质的口味，吸引了大量学生和工薪阶层前来消费。这种主打经济实惠的餐饮模式，提供包括包子、水饺和套餐在内的多种选择，每天都能看到顾客络绎不绝。这种针对低收入群体的餐饮服务，既满足了大众对物美价廉食品的需求，也体现了对普通民众的关怀。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餐品选择，这种餐饮模式成功打造了亲民、实惠的品牌形象，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。
为支援革命同志的生活需求，车耀先巧妙设计了一个名为"一菜一汤"的餐饮方案，专门为革命工作者提供免费餐食。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，更体现了对革命事业的支持。通过这个简单的暗号系统，车耀先有效地组织起后勤保障工作，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努力餐楼的二楼包厢是车耀先进行地下工作的主要场所，他在这里多次接待了邓颖超、吴玉章、沙千里、史良等革命同志。这个隐秘的空间成为他们商讨革命大计、传递情报的重要地点，见证了那个特殊时期的历史风云。
1937年初，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，车耀先响应中央号召，在成都创办了《大声周刊》。这份刊物积极倡导全国团结抗日，反对内部纷争，在当地引发了广泛和强烈共鸣。
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，车耀先积极联络了近五十个抗日组织，共同组建了"成都各界抗日同志会"。这个团体汇聚了成都地区各界的抗日力量，为统一抗战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通过整合资源、协调行动，该组织成为当地抗日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，展现了民众团结抗战的决心。
车耀先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，始终没有向妻子和孩子透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。然而，黄体先心里清楚，丈夫所做的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伟大事业。她从不打听他的秘密工作，而是专心经营“努力餐”饭馆，默默为丈夫的革命活动提供经济支持。
战时，国民政府财政赤字严重，为填补亏空大量印发钞票，致使法币急剧贬值。黄体先洞察局势，提前为革命队伍购置棉纱等物资，成功规避了货币贬值风险，保全了革命经费。
受车耀先的熏陶，他的两个女儿车崇英和车毅英从小就坚定了投身革命、拯救国家的理想。她们经常参与父亲的地下活动，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。
车耀先利用餐厅打烊后的空闲时间，为员工们开设文化课程，同时传播革命理念。在他的悉心教导和以身作则下，这些员工逐渐成长为革命事业的支持者。
在车耀先的推动和支持下，约千名年轻人前往革命中心延安。当时成都流传着一句顺口溜：“想去延安，先找车耀先。”这句话反映了他在青年中的影响力，以及他对革命事业的积极贡献。车耀先不仅为这些青年提供了实际的帮助，还在他们心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，激励他们投身于解放事业。他的行动和声望成为连接成都与延安的重要桥梁，推动了更多热血青年走向革命道路。
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期间采取“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”的策略，导致《大声周刊》很快被查禁。面对这种局面，车耀先被迫将刊物更名为《图存》和《大声》，以继续坚持其宣传立场。
车耀先从事革命工作时，国民党就盯上了他。他开了一家叫"努力餐"的饭馆，有特务去查探，直接问他："车老板，你这店名挺特别，为啥叫'努力餐'？还有，你们卖的套餐怎么叫'革命饭'？"
车耀先巧妙回应道：“孙文先生曾讲，革命还没成功，咱们还得继续奋斗。我这么做，正是照着孙先生的意思来。”这个回答直接引用了孙中山的名言，既表明了车耀先对孙中山革命理念的认同，又巧妙地解释了自己的行为动机。他用“孙文先生”代替“孙中山先生”，用“咱们”代替“同志”，使表达更加口语化。同时，“继续奋斗”比“仍需努力”更直白，“照着孙先生的意思来”也比“遵从孙先生的遗志”更通俗易懂。整体上保持了原意，但语言更加简洁明了，更符合日常交流的表达方式。
特务一时语塞，无法继续追问，只好放弃。
由于他积极从事报刊出版和组建多个革命组织，国民党政府确信他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，将其视为重大威胁，急于除之而后快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国民党特工摸清了车耀先及其上级罗维文的日常活动轨迹。当时正值国共二次合作期间，特工们不便公开逮捕他们，便采取了隐蔽手段。
1940年，国民党特工策划了一起名为“抢米案”的事件，指控车耀先和罗维文涉嫌组织人员抢夺“重庆银行”位于成都仓库的粮食。随后，两人被逮捕并关押在贵州的息烽集中营。
车耀先失踪后，黄体先四处托人寻找他的下落，但得到的答复却是“别费劲了，这事你管不了”。此后，车耀先便与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，再无音讯。
【英勇就义】
国民党方面试图通过给予车耀先显赫的官职和丰厚的待遇，诱使他放弃革命立场并泄露四川地区党组织的重要情报。
车耀先若真在乎金钱地位，当初就不会从军阀那里跑出来。面对特务的拉拢，他压根儿没当回事儿，完全没放在眼里。
面对审讯手段的失效，敌人采取了更为残暴的方式。然而，无论遭受怎样的酷刑折磨，车耀先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革命信念，毫不动摇。特务们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从他口中获取任何有价值的信息，最终不得不将其长期监禁。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充分展现了车耀先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忠诚。
即使在监狱里，他也没放弃学习，靠着罗维文的指导掌握了俄语，一心盼着重获自由后继续为革命出力。
凭借长期积累的见闻，他完成了近70万字的《四川军事史》和个人回忆录，并于1946年委托他人将这些重要文献转交给妻子黄体先，为后世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。
被囚禁期间，他始终惦记着家中的妻子和孩子。抗战结束后，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谈判时，毛泽东明确要求国民党释放车耀先、罗维文等共产党员，但国民党不仅拒绝执行，反而将他们秘密转移到了重庆的渣滓洞监狱。
1946年，国名党在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后，发现车耀先和罗维文无法被拉拢，便决定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。
车耀先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，面对死亡毫无畏惧，临刑前写下了一首诗：“故国山河壮丽，人民都盼望着春天的到来，英雄们夸耀着统一，但最后笑到最后的会是谁呢？”
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革命事业终将取得成功。
重庆解放后，经过多方搜寻，解放军成功找到了车耀先和罗维文的遗体，并将他们安葬在歌乐山下的革命公墓。周恩来总理亲自为墓碑题词，表达深切缅怀，同时指示成都对车耀先的家属进行慰问。这一系列行动最终引出了本文开篇所描述的场景。
黄体先由于长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负担，健康状况急剧恶化。早在20世纪40年代，她就患上了多种疾病。最终在1954年，年仅58岁的她因病去世，与丈夫在另一个世界团聚。
"努力餐"现在成了成都的一个爱国教育点。车耀先当年写下的那句"要解决吃饭问题，努力！努力！"，默默讲述着革命前辈们为民族复兴拼搏的故事。
编辑：林画